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官方网站,尊龙凯时APP下载那时美军盘踞青岛，他每天陪着警察们帮外国人做笔录，因此看到了美军的种种恶行。像现在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的美军奸污妇女、喝醉酒开吉普车撞死路人等丑闻，他在那时就已经常耳闻目睹了，比如沈崇案。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驻在青岛的美军因为要喝酒，需要钱，所以会把过期的军粮偷出来卖给老百姓。有一年有长官过来，他们为掩盖罪行就把一些老百姓杀了，骗长官说是来偷粮的。那时候为维护和美军的关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父亲就是从那时开始严肃思考国家及社会问题，进而慢慢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他们这批人在知道事情泄露后，赶紧劝说这个台籍受难者：“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牢里，就是因为的欺压，你怎么能为虎作伥？如果我们后面能出狱，就把你出卖难友的事和大家讲。”从日据时期开始，大家就已非常痛恨出卖别人获取私利的人——你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随波逐流，但不可以出卖身边人当走狗。所以那个台籍受难者当时就有点害怕，又说自己已录了口供，改不了了。这些人就告诉他可以上庭翻供，翻供的话，他们还能九死一生，不翻供，那肯定毫无生机。得益于他的翻供，我父亲只是再加三年管训。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时有个规定，男生必须服完兵役才能出境。我一服完役，我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回山东老家认祖归宗。他带我去一些地方，告诉我“这是日本人欺负我们的地方”、“以前因日本吃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有人啃树皮脸肿起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还带我看了课本之外的真实的长城及长江；他是个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也曾指着三峡大坝同我说“这大坝不是喊喊‘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可以建成的”。
物证的困难主要体现在档案获取上。关于红色历史的档案记载，不像大陆延续性非常明确且完整，在台湾这边的档案记录因兵荒马乱、人员变动等因素遗失了不少。即使找到一些片段记录，一来我们不能根据片段虚构全部历史，二来记载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要细加甄别。此外，部分历史真相会随着一些人的逝去而消失，幸存的政治受难者也不可能跟讲太多、太深入，所以我们得从他们私底下被扣查的文件里寻找蛛丝马迹，从而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对于这段历史，另一个难点是要用什么心态去解读。我的想法是尽量客观、辩证。以蔡孝乾为例，他供出地下党员是真，但当时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境，像“贪恋小姨子”这类情节就属于他人编造的了。而且，从更宏观的历史格局来看，即使没有蔡孝乾的叛变，两岸也迟早会形成现在的情况。因为在1950年代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美国，冷战期间，它肯定会把所占据的台湾拉入“”阵营，只要被困于岛上，“”兴起、信仰红色思想的人被害是迟早的事，届时即使不是这个蔡孝乾，也会是另一个蔡孝乾。因此，现在很多人上纲上线地批判蔡孝乾，把台湾地下党的不幸几乎归罪于他一人身上，这或许过于苛刻；对他的部分经历的抹黑杜撰，是为了给台湾民众留下他们“被杀、被骗”的印象，进而污名化爱国爱乡的人。
张晓霖：具体分析这个问题前，我需先特别强调一个大背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是没有断点的，有个明显的目标一直存在，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早期是反对英、法、日、德等老牌帝国，后来加入美国。“反帝”与“”间的斗争长期存在。而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原因之一是思想点破他们剥削劳动阶级的本质，且众多者既不能被钱收买，又不怕死，还能有效团结受压迫的阶级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换言之，没有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的话，近代中国的很多问题只是成王败寇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是国际冷战这一大背景下的一个历史悲剧。
再看“二·二八”事件，它的本质是地区性的阶级矛盾问题。当时台湾的老百姓其实想法很单纯，只是希望台上那些贪官污吏能下台。实际上同一时期大陆多地也有发生类似事件，比如我父亲的家乡山东，国民政府战后无法约束管控官员的贪腐无能，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因血腥压制工运和学运抗议，导致民众失望进而发动武装暴动，最后演变成国共的国家内战。也就是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只是当时大环境中的个例，不是孤例，只是现在很多人解读时过于聚焦台湾。那时确实也有人希望能推翻的统治，但其中不少人是支持红色思想的。从这角度来看，它也是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看“”们的操弄，实际上，“”运动是破碎的，相关线年代美国人让一些“”人士回到台湾以后才慢慢形成的。他们钻了谢雪红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成立发表的一些文章里的空子，进行莫名其妙的推论，把“二·二八”变成“”运动的起点，把谢雪红扭曲成所谓“教母”。他们推崇的廖文毅，其所谓“”观点实际上也只是相较于日本殖民，希望台湾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他本人也是支持中国统一的。对于红色思想在台湾推行的社会运动，讲起来也是避重就轻，说成“台湾要地方自治”。
那时，不同案的人才会被关在一起。因此，我父亲在狱中碰到了“义民中学案”的姚锦。经过几次交谈，大家得知彼此理念相同，都是，姚锦便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帮我照顾被我牵连的三个学生。”中间也有一些人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能出去，跟我家人说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还以为我突然人间蒸发了。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我的遗骨运回家乡？”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并非如外界认为的单纯地出于好心，而是源于红色历史里革命者之间已超乎血缘关系的一种羁绊。
关于六张犁这一“”弃葬的历史现场的发现和后续工作，现在台湾官方的历史文件都完全不提互助会，而是一直强调曾梅兰。确实曾梅兰在1993年于六张犁第一个发现了自己亲人的乱葬冢，但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现在在六张犁三个墓区看到的墓冢群，是当年互助会上百位70余岁的受难者，从5月28号一直忙到6月11号，在短短两星期内从荒烟蔓草间整理出来的。他们先找出可以辨识的163个墓冢，到年底整理出201个。
据我调研，当年公布枪决的人数为1200余人，但根据后续资料，实际至少有1800-2000人，其中本省籍与外省籍的比例约为6:4。这1200多人中，约七八成已由家属领回，如吴石、陈宝仓等烈士早在1950年代就被领回。剩下的三四百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隐蔽处理——因冷战时期两军对垒，情报人员被枪决的消息不会登报，以此让大陆方面无法确认这些人是牺牲还是潜伏，从而干扰其后续行动；另外约200多具遗体在六张犁土葬，他们的家属或因“赎尸金”太高无力承担，或因恐惧而不敢认领，也有一些根本没有家属。
2014年，有个家属来寻找他当年从大陆来台念书的二叔苏尔挺。起初，这家属也心存疑虑，认为这位置下埋的不一定是他的二叔。结果，遗骸一挖出来，他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回去说：“叔叔的遗骨找到了。”那边还很惊讶，问：“你确定吗？”他回答：“是的，因为里面有一颗金牙。”他们家当时在大陆还算富裕，所以苏尔挺镶了一颗金牙。按照台湾这边的传统说法，“牙齿会咬子孙运气”，所以牙齿通常不会被收纳进遗骨，但他们还是把含金牙的遗骨完整带回家乡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