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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数领导人宣告死亡，其背后的图景在题为《正在解构》的《2026年安全报告》中得以呈现。更具体地说，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示：持续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强权政治时期。他明确表示，在这个新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呼应了默茨的判断，并表示欧洲与先前世界秩序挂钩的旧安全架构已不存在，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准备。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因为旧世界已经消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支配它们的秩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其运作方式基本相同，并且相互交融。事实上，不久之前，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间还没有区别，因为国家之间没有明确界定和相互承认的边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关于国家内部从有序到无序循环的六个阶段，在国家之间也同样适用，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国际关系更多地受制于赤裸裸的权力动态。这是因为所有治理体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执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决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确且具体的、与罪行相适并得到执行的后果（例如，罚款和监禁）。而这些要素要么不存在，要么在指导国家间关系方面不如在指导国内关系时有效。

　　国家之间主要有五种类型的斗争，它们分别是贸易/经济战、科技战、资本战、地缘政治战和军事战。贸易/经济战主要指关于关税、进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经济上损害竞争对手的方式的冲突。科技战则是关于哪些技术可以共享、哪些技术作为国家安全保护层面的冲突。地缘政治战指关于领土和联盟的冲突，这类冲突通常通过谈判和明确或隐含的承诺解决，而非战斗。资本战是通过金融工具施加的冲突，例如实施制裁，通过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及政府来切断其资金和信贷，或是限制外国进入本国资本市场。军事战则是涉及实际射击和部署军队的冲突。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释的，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后，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励个人、家庭、公司、国家和民族的因素。因为财富等同于权力——即建立军事力量、控制贸易和影响他国的能力——国内实力和军事实力相辅相成。购买（军事力量）需要钱，购买黄油（国内社会开支需求）也需要钱。当一个国家未能提供足够的任何一种时，它就容易受到国内外的反对。通过研究历代王朝和欧洲帝国，我了解到，在开支上胜过竞争对手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实力之一。这就是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的方式。以正确的方式花足够的钱，你就不必进行热战。长期成功取决于在不产生导致自身衰落的过度行为的情况下，维持和黄油。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必须在财政上足够强大，才能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御外敌的保护。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长达200至300年。没有一个国家能永远做到这一点。

　　由于以下原因，人们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战争：a）囚徒困境，b）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衰落方认为退让的代价过高，以及d）在需要快速决策时存在的误解。 竞争对手的大国通常发现自己处于囚徒困境；他们需要方法让对方确信自己不会试图杀死对方，以免对方先下手为强。针锋相对的升级是危险的，因为这要求每一方要么升级，要么失去对手在上一步行动中夺取的东西；这就像一场胆小鬼游戏——逼得太紧就会迎头相撞。

　　这引出了我的最后一条原则：拥有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使用权力。拥有权力是好的，因为权力总能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当事情发展到紧要关头，那些有能力强制执行自己对规则和法律的解释，或者有能力推翻它们的人，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尊重权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会输的战争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过谈判达成尽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案（除非你想成为烈士，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战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权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不一定意味着强迫他人给你想要的东西——即欺凌他们。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双赢关系的有力因素，双赢关系比双输关系有利得多。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使用硬实力并非最佳途径，而使用软实力更为可取。

　　如果处于双输关系中，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它，最好是通过分离，尽管也可能通过战争。要明智地处理自己的权力，通常最好不要显露它，因为这会让他人感到威胁，并建立他们自己的威胁性力量，导致相互升级，危及双方。权力通常最好被当作一把隐藏的刀，在发生战斗时可以拿出来。但有时，展示权力并威胁使用它，对于改善谈判地位和防止战斗最为有效。了解对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项，特别是他们愿意为什么而战、不愿意为什么而战，能让你找到双方都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公平平衡点。

　　既然我们已经涵盖了驱动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动态和原则（这些是通过研究许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简要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例，因为它提供了从和平走向战争的典型动态的最新例证。虽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货币和信贷周期、内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汇如何为灾难性战争创造了条件，并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帮助我们思考当前局势和未来可能性的经验教训。

　　1929年大之后的全球萧条导致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关于财富的巨大内部冲突。这导致它们转向更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政策。这些转向要么偏右，要么偏左，程度因各国国情及其民主或威权传统的力量而异。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极其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那么完善的民主传统导致了极端的内部冲突，转向了右翼的民粹主义/威权领导人，就像在苏联，它同样经历了极端状况且没有民主经验，在不同时期转向了左翼的民粹主义/威权领导人。美国和英国拥有更强大的民主传统，经济状况也不那么严峻，因此它们变得比过去更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但远不及其他国家。

　　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背负了巨额赔款债务，但到1929年，通过杨格计划该计划提供了可观的债务减免，并要求外国军队在1930年前撤出德国），它开始摆脱枷锁。但全球萧条严重打击了德国，导致近25%的失业率、大规模破产和普遍贫困。典型的情况是，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之间发生了斗争。主要的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绪，煽动起民族主义狂热，将《凡尔赛条约》及其施加国视为敌人。他制定了一个25点民族主义纲领，并围绕它争取支持。为了应对内部斗争和恢复秩序的愿望，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两个月后，纳粹党在德国国会赢得了最多的支持和席位。

　　希特勒拒绝支付任何进一步的赔款债务，退出国际联盟，并于1934年对德国实行威权控制。身兼总理和总统双重职务，他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民主国家中，总有一些法律允许领导人攫取特殊权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这些权力。他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终止了许多公民权利，并强行通过了《授权法》，允许他在不经国会和总统批准的情况下通过法律。他对任何反对派都毫不留情——他审查或控制报纸和广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来铲除和反对派，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没收新教教会的资金，并逮捕反对他的教会官员。他宣称雅利安人种优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职。

　　希特勒采取同样的威权/法西斯主义手段重建德国经济，同时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企业投资，积极行动以提高雅利安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创立大众汽车公司，让汽车变得负担得起、触手可及，并指导建设高速公路。他通过强迫银行购买政府债券来为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开支融资。所产生的债务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银行（帝国银行）将债务货币化来偿还。这些财政政策大体上有效地实现了希特勒的目标。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如果借来的资金投入到能提高生产力并产生足够现金流来偿还债务的投资中，用本国货币借款、增加本国债务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盖100%的偿债成本，它也能在实现国家经济目标方面极具成本效益。

　　与德国一样，日本也受到萧条的异常严重打击，并因此变得更加威权。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萧条的影响，因为作为一个没有足够自然资源的岛国，它依赖出口获取收入来进口必需品。当1929年至1931年间日本出口下降约50%时，其经济遭受重创。1931年，日本破产了——即被迫耗尽黄金储备，放弃金本位制，让其货币贬值，导致其购买力枯竭。这些可怕的条件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规模抬头，希望能强行恢复秩序和经济稳定。日本开始通过从其他国家夺取所需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煤和橡胶）和人力资源（即奴隶劳工），于1931年入侵满洲，并向亚洲各地扩张。与德国一样，可以说日本通过军事侵略获取所需资源的途径，比依赖传统贸易和经济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导致更多政治动荡，并加强了右翼、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运动。

　　以美国为例，从1929年10月的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1933年3月的行动，花了三年半时间。在罗斯福上任的头一百天里，他创建了几个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这些计划通过大幅增税和由美联储货币化的债务融资的巨大预算赤字来支付。他实施了就业计划、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支持以及有利于劳工和工会的计划。在他1935年的税收法案（当时俗称向富人征税）之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为25%）。到1941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81%，公司税最高税率为31%，而1930年为12%。罗斯福还征收了其他一些税种。尽管有所有这些税收以及经济回升带来的税收增加，但由于支出增长如此之大，预算赤字仍从GDP的1%左右增加到约4%。从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报率超过200%，经济以惊人的平均实际增长率约9%增长。

　　在热战开始之前，通常先有经济战。同样典型的是，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大约有十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战争，在此期间，冲突中的大国相互威慑，试探对方力量的极限。虽然1939年和1941年被认为是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正式开始，但冲突实际上大约在十年前就开始了。除了国家内部出于经济动机的冲突及其引发的政治转变外，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外部经济冲突，因为它们争夺着不断缩小的经济蛋糕中更大的份额。由于支配国际关系的是权力而非法律，德国和日本变得更加扩张主义，并开始在争夺资源和领土影响力的竞争中越来越多地试探英国、美国和法国。

　　这些策略在过去是常见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资产冻结或没收，即阻止对手使用或出售其赖以生存的外国资产。这类措施的范围很广，既可以是针对一国境内特定群体的资产冻结，例如美国目前对伊朗革命卫队的制裁，或是二战初期美国对日本资产的冻结；也可能升级为更严厉的手段，比如单方面拒绝偿还债务，甚至直接没收一个国家的资产。另一种策略是阻断资本市场准入，即阻止一个国家进入其本国或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例如1887年德国就曾通过禁止购买俄罗斯证券和债务，来阻碍俄国的军事建设。此外，禁运与封锁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阻止本国境内的商品或服务贸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阻断与中立第三方的贸易，来削弱目标国家或阻止其获得必需物资。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以及切断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的通道。同样，也可以阻止目标国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国家，从而切断其收入来源，正如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实施的封锁。

　　德国看起来势不可挡；它很快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并加强了与日本和意大利的联盟，后两者有共同的敌人且在意识形态上一致。通过迅速夺取领土（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罗马尼亚），希特勒的军队得以保存其现有石油资源并迅速获得新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渴望和获取，仍然是纳粹战争机器将战役推向俄罗斯和中东的主要驱动力。与苏联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尽管德国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还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苏联，这使德国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两线月，罗斯福在承诺让美国远离战争的竞选纲领后赢得连任，尽管美国已经在采取经济行动保护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通过经济支持帮助其同情的国家，并对不同情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早在1940年，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就发起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最终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制法》。1940年中，美国将美国太平洋舰队调往夏威夷。10月，美国加强禁运，限制向除英国和西半球国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钢铁。该计划旨在切断日本的资源，以迫使其从占领的大部分地区撤退。

　　1941年3月，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其认为行为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借或租赁战争物资，这些国家包括英国、苏联。帮助盟国对美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利，因为它通过向这些在战时挣扎维持生产的准盟国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赚了很多钱。但其动机并非纯粹是雇佣兵式的。英国资金（即黄金）耗尽，因此美国允许他们推迟到战后付款（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免除付款）。虽然不是明确的宣战，但《租借法案》实际上结束了美国的中立地位。

　　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对美国在珍珠港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发动了协同攻击。这标志着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并使美国也卷入了欧洲的战争。虽然日本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赢得战争的计划，但最乐观的日本领导人相信，美国会因为两线作战而失败，并且因为其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国的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制度及其指挥军事工业复合体。他们还相信，他们更有意愿为国家忍受痛苦和牺牲，这是决定哪方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战争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

　　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国际经济战策略一样，也值得注意国家内部典型的战时经济政策。这些包括政府几乎对所有事情的控制，因为国家将其资源从盈利转向战争——例如，政府决定：a）允许生产哪些物品，b）哪些物品可以以何种数量买卖（配给制），c）哪些物品可以进出口，d）价格、工资和利润，e）对自己金融资产的访问权，以及f）将个人资金转移出境的能力。由于战争代价高昂，通常情况下，政府会：g）发行大量被货币化的债务，h）依赖黄金等非信贷货币进行国际交易，因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权地治理，j）对敌人实施各种类型的经济制裁，包括切断其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以及k）遭遇敌人对它们实施这些制裁。

　　因为输掉战争通常会导致财富和权力完全丧失，那些在战争年代仍保持开放的股市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在关键战役中的表现，因为这些结果改变了双方胜利或失败的概率。例如，德国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表现优于他国，当时德国占领了领土并确立了军事优势，而在美国、英国等盟国力量扭转战局后，其表现落后。1942年中途岛海战后，盟国股市几乎持续上涨直到战争结束，而轴心国股市则持平或下跌。如图所示，德国和日本股市在战争结束时都关闭了，大约五年后才重新开放，重新开放时几乎价值全无，而美国股市则极为强劲。